社会转型发展进程中突发性公共事件频发，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网络舆论成为学界研究的焦点。“郑州暴雨事件”是一起典型的突发性公共事件。基于此案例，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探究突发性公共事件中网络舆论失焦传播行为的一般性规律，不难发现，突发性公共事件中的网络舆论失焦是动态变迁的，是网络舆论信息生产、传播、互动的结果，其表达形式分为符号叙事中的污名化表达、攻击与同情中的情绪化表达、灾难美学中的可见性表演三类；其生成逻辑可用引爆点理论予以解释；其影响机理大多分布在在媒介议程设置和新闻价值选择两方面，由此推动新闻生产秩序的变革。

　　目前，我国处于社会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冲突不断，突发性公共事件频发。复杂化的社会环境隐含着各种潜在风险，如易爆发与事件相关的次生舆情危机，从而使得突发性公共事件的舆论环境变得纷繁复杂。

　　传统媒体的舆论信息发散空间通常是在一定的传播渠道内，舆论信息通过层层把关传达给受众，受众对于舆论的发散处于被动地位，因此在传统媒体时代，舆论传播的常态之一就是舆论控制。[1]随着网络的加快速度进行发展，受众能够准确的通过自身的意愿随时随地利用互联网传递信息。媒介技术不仅改变了舆论的传播空间，也改变了舆论的发生发展模式，舆论从原先媒体引发、单一渠道、多重把关、紧聚焦点的发展模式，变成了媒体受众双重引发、多种渠道、弱把关、焦点分散的发展模式，舆论越来越具有影响力，与舆论交织的因素也慢慢变得复杂。新媒体时代突发性公共事件中舆论的触发主要归结为四类：一是有关部门对该事件处置不当；二是事件相关人物的言行举止激起了受众的正负情绪；三是公众表达情绪和意见的渠道不畅通；四是意见领袖的观点。[2]

　　突发性公共事件中触发舆论的多重动因，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体现了舆论发展的多元化和碎片化，也因而容易衍生诸多次生舆情。例如，在郑州“7·20”暴雨事件中，网络上关于郑州暴雨的舆论不仅局限于抗洪救灾，还引发了雨衣爸爸事件、地铁5号线悼念事件、鸿星尔克事件等次生舆情。这些次生舆情会分散受众的注意力，降低突发性公共事件的影响力，本文将此现状称为舆论失焦现象。这一现象不仅会影响公众对突发性公共事件的认知、情绪与行为，还会影响官方对突发性公共事件的治理方式。如何有效应对突发性公共事件在网络上的舆论发展变化，尽快避免舆情朝着失控的方向发展，维护主流媒体的公信力，这些均对媒体发展与治理提出了挑战。

　　围绕郑州暴雨事件的一系列次生舆情的产生都具有类似的特点，即借助舆论焦点事件中的个别因素将其与真实的生活中的其他因素相勾连，在连续交叉勾连中偏离舆论焦点中心，从而不断产生舆论失焦现象。基于此，本文旨在考察突发性公共事件网络舆论失焦现象的表征、生成策略及影响机理，以此透视网络传播中舆论失焦的一般性规律。

　　近年来学界所谈论的“舆论”大多数来源于英文“public opinion”一词的翻译，西方的“舆论”概念最早出现于18世纪，但直到现在，中西方学界对于舆论的概念仍没有一个清晰的界定，而关于舆论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政治学和社会心理学层面。政治学领域关注的是舆论产生发展的政策影响。卢梭认为舆论是大众对社会公共事件形成的“公意”，是社会政治中的“第四种法”[3]。李普曼认为舆论是公众对于事物的理性认识，但由于主客观的障碍，公众在民主政治中很难形成线]。布赖斯认为民众在形成舆论的过程中可能会倾向于“多数意志”，甚至会引发“多数”[5]。社会心理学领域则关注社会互动中舆论的产生发展。塔尔德认为舆论是从一个人的观点转为社会的观点，然后再成为舆论，而推动这个转换过程的动力就是私下的谈线]；布鲁默认为通过语言进行的信息扩散和意见表达，是民主的核心，也是舆论形成的核心[7]；诺依曼则认为舆论是为了尽最大可能避免被孤立而专心于他人所处的环境导致形成的“公共性意识”[8]。结合上述关于舆论的观点可知，舆论是公众对于真实的生活中特定事件的共同意见、情绪或行动，它主要通过议论、传闻等形态在媒介中传播扩散。基于此，本文所聚焦的网络舆论，主要指公众在互联网空间针对某一热点事件公开表达的意见或态度。

　　舆论的发展与媒介技术紧密相关。在传统媒体时代，媒介不仅是舆论产生发展的重要载体，也是舆论的管控主体。而媒介话语权的垄断与稀缺性，使得社会舆论表达比较单一。[9]随网络媒介技术的发展，社会化媒体为舆论产生发展提供了新空间，舆论形态呈现出多元化和复杂性：网络舆论主体从单一化走向多元化，且逐渐形成固化的话语权结构。公共事件所引发的舆论主体不再局限于传统大众媒体，根植于网络站点平台的自媒体、意见领袖、普通用户等都是网络舆论的主体之一，其话语权在互联网空间中因社会资源、表达能力、专业相关知识等的差异而出现分化，并逐渐形成固化的话语权结构。此外，网络舆论客体也从“组织化”的严肃公共议题向“社会化”的日常大众议题转变。[10]媒介技术的发展为受众提供的多渠道表达方式，使得受众可以将讨论的话题延伸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促使网络舆论客体向着日常化、平民化的方向转变，网络舆论的传播流程从“自上而下”的固化流程向“自下而上”的动态流程转变。互联网的发展打破了大众媒体对信息的垄断，普通网民能够自由地搜索、评论、转发信息，诸多社会舆论热潮都是由网民的讨论所引发，由于网民讨论的重点不同，网络舆论的传播方向也会出现多个讨论中心，从而使得网络舆论进入多中心的传播流程。在这一传播流程中，由于网络站点平台的开放包容，网民的复杂性、匿名性等特征，在网络舆论的讨论中经常会出现各执一词的情况，甚至为部分人提供了情绪发泄的空间。[11]

　　当前学界关于网络舆论的研究多集中于舆论暴力、舆论监督、舆论治理等领域，对于舆论失焦问题的关注有所欠缺。学者陈龙曾提及一种特殊的舆论形态并将其称为“借题发挥式舆论”，即借助某个具体事件的外壳，表达带有民粹化的思想和观念，将事件最终导向仇官、仇政策、仇体制等的线]这是一种典型的舆论失焦现象，发生在网络舆论的传播中，且与公共事件本身的信息紧密相关。此外，舆论失焦问题中存在着重要的主体、信息和情境因素，而引爆点理论中的三个法则正与之相契合。

　　引爆点理论是学者格拉德威尔在《引爆点》一书中提出的，格拉德威尔认为一件事情的流行需要具备三个法则，一是个别人物法则，即某个特殊人物通过社交关系和积极努力将该事件传播给大家。突发性公共事件中，事件焦点人物的存在可提升网络舆论的传播速度。二是附着力法则，即该事件信息自身所具备的能够吸引人们注意力的特性。但事件本身的特性并不一定是事件需要被讨论的核心部分，例如郑州暴雨事件中，暴雨原因、城市内涝、政府救援等是公众真正关切的话题，但雨衣爸爸、鸿星尔克等事件却吸引了大量关注和讨论。三是环境威力法则，即酝酿该事件流行风潮的外部环境。在真实的生活中，人们经常会受旁边的环境的影响而做出一系列迎合性的行为，尤其是在事件信息不够明朗的情况下，受众易产生盲目从众心理，使得本应该被关注的焦点在盲目从众的氛围中逐渐被分散为一个个小的讨论点。

　　笔者在对郑州暴雨事件进行脉络梳理时发现，在该事件的整个舆论发展过程中，大大小小的相关舆论事件层出不穷，其中一些舆论事件的发展还会偏离舆论中心，发展出新的舆情。例如，在郑州暴雨事件的整体舆论框架中，本该被关注讨论的与救援、重建、追责等灾区情况相关的内容几乎未受关注，网络舆论普遍偏向了地铁五号线的恐怖、明星的捐款救援、暴雨突发的阴谋论等话题。本文将以郑州暴雨事件为例分析网络舆论失焦的表征，并结合引爆点理论探讨该现象出现的原因，思考舆论失焦对主流媒体公信力产生的影响。

　　福柯的“话语与权力”理论打破了权力与话语的二元对立关系，将两者融合在一起，他认为我们在社会中学习的不只是话语，还包括话语背后所暗藏的各种权力规则[13]。互联网的加快速度进行发展拓宽了受众的话语表达区间，赋予其更多的话语权力。因此在突发性公共事件中，众口难调的公众舆论往往会偏离事件本身，引发舆论失焦问题。

　　污名化指个体或群体具有某种不被社会所期望的特征，从而使其在社会群体中逐渐丧失社会信誉和社会价值，并因此遭受排斥性社会回应的过程[14]。污名形成的重点是差异放大、贴标签，污名对象的某些差异被污名者放大并类型化后，易形成刻板印象，而贴标签则是通过象征性互动进行越轨行为建构，使得污名对象走上“越轨生涯”[15]。

　　实际上，污名化并不局限于个体或群体，而是逐渐泛化至公共事务或公众人物上,郑州暴雨事件中的研究对象都不同程度被污名化。例如，在地铁5号线的舆论讨论中，网友通过“夺命地铁”等隐喻，将其建构为令人望而生畏的不祥之车，引发人们对地铁5号线的愤怒和恐惧，偏离了对地铁受困人员的同情与担忧。又如，由 “粉丝”“救援”“造谣”等高频词语（见图1）能够准确的看出，网友对网红明星在郑州暴雨事件中的捐款救援行为的污名化也很明显，他们把对网红明星的刻板印象放大到该事件的讨论中，将网红明星在灾情中的救援和捐款行为与“作秀”“立人设”等不良目的相挂钩，引发人们对网红明星的批判和谩骂，偏离了捐款、救援等事件本身。由此可见，在突发性公共事件中，污名化表达导致的舆论失焦会影响公众对于特定事物或人物的认知和判断，甚至有可能造成社会恐慌乃至公共危机。

　　① 在“新浪舆情通”的舆情监测系统设置中，主体关键词设为“郑州暴雨”“地铁五号线”“捐款”和“救援”，事件关键词设为“污名化”，由此得出该词云图。

　　情绪化表达是在网络舆论研究中常见的现象，由于互联网空间的隐匿性，在“法不责众”的心理安慰下，受众极易在网络中肆意宣泄自己的情绪，而且还聚合互联网空间中相同的情绪，从而引发一种情绪化的网络舆论。有学者对这种情绪化网络舆论的叙事方式来进行了分类，主要包含仇恨叙事和悲情叙事：仇恨叙事是指充满怨恨、不满等情绪的叙事方式，悲情叙事则是借助当事者弱小的身份进行渲染夸大的叙事方式。然而，仇恨叙事和悲情叙事本质上是一种攻击与同情的话语表达，如果当事人的身份涉及强-弱对立（如官与民、警与匪、富与穷、明星与平民、城管与小贩等），则容易引发仇恨叙事和悲情叙事，公众会将刻板成见和负面集体记忆渗入情感表达中。[16]情绪化表达会使受众迷失在自身情绪中，偏离事件原本的焦点去思考和讨论问题。

　　同情总是与攻击交织在一起，因同情一方而去攻击对立方，此现状往往会出现在舆论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是突发性公共事件网络舆论的发展过程中。在郑州暴雨事件中存在一个充满情绪化的网络舆论场：该事件中以“喜悦”为主的积极情绪占比24%，以“悲伤”“愤怒”和“恐惧”为主的不积极的情绪占比则高达48%（见图2）。情绪化表达在地铁5号线事故的悼念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地铁5号线的悼念本是一个充满悲伤的事情，但地铁方对地铁受害家属的滞后回应以及有关部门在地铁口建立挡板的行为，引发了人们的愤怒与指责，再加上一些网友无端的猜忌，使得整个事件的走向逐渐偏离了悼念逝者的初心。情绪化表达的舆论失焦，易引发情绪感染，扩大舆论传播范围。这种舆论氛围易产生同情心泛滥、理性思考缺失等问题，导致舆论向着非理性的方向发展。

　　② 在“新浪舆情通”中的舆情监测系统设置中，主体关键词设为“郑州暴雨”，事件关键词设为“地铁五号线”“捐款”和“救援”，由此得出该图。

　　灾难美学是一种灾难之后的政治美学，混合着政治艺术、道德表演和意志张扬的成分，将受难者的真实境况置于次要地位，仅仅是一种抽象的同情和具体的冷漠，是一场公众集体性的媚俗艺术。[17]灾难美学的表现形式分为两种，一种是媒体在灾害报道过程中故意模糊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的区别，用经典人物或事迹的报道去替代对灾难事故的追责；另一种是通过艺术手法（电影、电视剧等形式）来表现灾难，以引起人类对大自然的敬畏。

　　郑州暴雨事件中灾难美学的表现具有杂糅性，是一种在自媒体泛滥下呈现出的可见性表演，具体分为两种形式：一是虚假卖惨，即借助灾情渲染自己的悲情以获取同情和流量。在郑州暴雨事件中，河南籍百万网红“阿尔忒弥斯美伢”在直播中靠卖惨获取流量的行为，引发网友的冷嘲热讽，同时也分散了网友对暴雨事件本身的注意力。二是美化洪灾，即通过洪灾表达人性的美或过度夸大灾难“好的一面”。事件相关的短视频中经常会出现此类灾难美学，如“历史罕见的大雨过后，城市会更干净，草木会更加翠绿旺盛”等。自媒体的可见性表演，无论是为博取眼球、吸引流量，还是真切地同情与助力灾区人民，其行为结果均会分散公众对事件本身的关注及对有关问题的追责。灾难美学中可见性表演的舆论失焦，会影响公众对事件本身的判断与思考，模糊事件发生发展的本质。

　　在特定的流行风潮中一切都可能在突然之间风靡街巷，格拉德威尔把这种时刻称作“引爆点”，每个流行潮都有其引爆点，可概括为流行的三则，即：个别人物法则、附着力法则和环境威力法则。[18]

　　突发性公共事件易引发诸多舆情事件，这些网络舆论情况事件往往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对郑州暴雨事件中地铁五号线的网络舆论传播分析发现，由此衍生出相关人物网络舆论的微博话题创建个数虽然低于“郑州地铁五号线”，但其最高话题的浏览量和讨论度却与“郑州地铁五号线”不相上下，甚至高于该事件本身，而且这些人物大多具有浓重的悲彩，在传播过程中具有情绪感染力。

　　“情绪感染”一词最早由麦克杜格尔（McDougall）提出，意指传播者通过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情绪和行为态度来影响被传播者的情绪和行为[19]。这种影响在突发性公共事件中尤为明显，由于其传播范围与影响程度的广泛性，事件中的某种情绪倾向能快速引发更多人的共情。这种感染会促进导致情绪诱导效应，即提高聆听者对该情绪的分享欲。[20]网络社会化媒体公私界限的模糊化，使得诸多承载着私人情绪的人物信息被分享至公共领域，通过情绪感染引发网友们的共情，从而让这些人物成为引爆点理论中个别人物法则的主体。在郑州暴雨事件的网络舆论传播中，由“郑州地铁五号线”网络舆论所衍生出来的“沙涛事件”和“雨衣爸爸事件”的线），二者舆论传播的共性均是进行悲情人物的建构，即由罹难者家属发起，在社会化媒体平台分享罹难者生前点滴及对官方救援的质疑。凭借情绪感染吸引舆论的关注与讨论，使得舆论焦点偏移事件本身，这种悲情中所包含的愤怒情绪的表达成功地感染了大众网友，网友对的同情及对地铁官方的愤懑，推动了该事件进一步发酵。

　　③ 数据来自微博话题热度搜索，搜索词为郑州地铁五号线网络舆论中的重点人物，气泡的大小取决于关键词的话题数量，体积越大说明被创建的话题越多。

　　突发性公共事件的发生不仅会造成重大财产损失和人员受伤或死亡，其在特定社会环境下的发展还会衍生出污名化等现象。这是因为社会化媒体中某些特定的议题比其他议题更容易传播蔓延，议题特征和情绪倾向作为网络事件的关键属性，共同影响着网络事件的发展。[21]对郑州暴雨事件发生期间的微博热搜词条做多元化的分析发现，“河南人”“网红”和“明星”等符号在舆论信息传播中偏离符号本身意义，被污名化为“坑蒙拐骗”“博眼球”和“戏子”，污名交互中唤起网民对负面事件的集体记忆。

　　集体记忆是社会某一特定群体对过去关于实践、情感等全部认识的总和[22]。集体记忆具有选择性，它是社会现实不断“投射”到集体中被诠释和解构的认知图景[23]。郑州暴雨事件中具备污名符号特征的“明星+捐款”议题，在传播中发挥着附着力法则的作用，不断利用隐喻修辞影响事件的发展，唤起网民的消极不积极的情绪，触发其对以往灾难事件的集体记忆。在郑州暴雨事件中，自2021年7月21日下午开始，有关明星捐款的词条便频繁出现在微博热搜榜单中（见图4）。阅读讨论量高达2.4亿的微博话题“怎么样看待明星为灾区捐款”，唤起了网友们对贫富差距鸿沟的集体记忆。在该话题下，处于同一圈层的网友与圈层外的网友在圈层传播驱动下，重塑着网友们对郑州暴雨事件及其相关事件的集体记忆，使之呈现出多元化的舆论主体现状。

　　④ 该内容通过对微博历史热搜网址中2021年7月19日至29日的微博热搜词条内容分析得出。

　　在舆论学中，舆论场是人们在特定时空环境中由于某些相互刺激因素的作用所形成的具有共同意见的场域[24]。郑州暴雨事件中的舆论场涉及多个话题和角度，存在多方舆论场的互动博弈现象。通过“新浪舆情通”搜索到的相关热度内容分析发现，由政务主体构建的官方舆论场以抗灾救援为主，由主流媒体构建的媒体舆论场以辟谣、灾害动态和抗灾救援为主，由广大网友构建的民间舆论场以问题追责、祈祷哀悼和寻人寻物为主（见图5）。

　　⑤ 在“新浪舆情通”的舆情监测系统设置中，主体关键词设为“郑州暴雨”，事件关键词设为“地铁五号线”“捐款”和“救援”，根据不同信息源自进行搜索，分析每种信息源自top10的内容信息得出该图。

　　舆论场是社会元场域的一个子场域，受到大的媒介、政治和文化环境等元场域的影响，不同的舆论场之间拥有各自的运行逻辑和规则，易产生舆论场间的区隔[25]。在郑州地铁五号线事故中，政府官方舆论场和主流媒体舆论场倾向于发布与救灾相关的积极信息，对负面信息进行弱化处理，形成了以正面宣传引导为主的舆论调性。而民间舆论场的发言以普通网民为主，宽松的网络环境为其提供了情绪发泄的渠道，加之部分网民对政府和主流媒体的刻板印象，民间舆论场更多从自身利益和情感出发，倾向于关注灾害事件背后的问题追责等信息。不同的舆论场因主体不同、性质各异，围绕着郑州暴雨事件中的相关讨论不断地相互碰撞，使得有关郑州暴雨事件的舆论场呈分裂态势。舆论场的割裂阻塞了社会信息交流，加剧了社会意见碎片化的形成。[26]引爆点理论认为，外在外因的作用能够扩大受众对某事件的讨论，从而提升该事件的流行度，多方舆论场之间的互动博弈会加剧某事件外部舆论环境的复杂化，导致多元化舆论话语爆发，分散事件的舆论焦点。

　　媒体公信力是新闻媒体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能轻松的获得社会公众信赖的能力，其对于媒体的生存发展而言至关重要。对“中国大众媒介公信力测量表”测量工具构成指标的研究发现，影响媒体公信力的因素主要有新闻专业素质、社会关怀、媒介操守和新闻技巧等。[27]而网络舆论失焦对媒体公信力的影响则大多分布在在媒介议程设置和新闻价值选择两方面，由此推动着新闻生产秩序的变革。

　　对微博有关郑州暴雨事件的热门内容统计分析发现，主流媒体的新闻报道占比为76%，包括新京报、红星新闻、大河网等，自媒体的新闻占比为23%，集中在@师伟微博、@凯雷、@胡锡进等。主流媒体的媒介议程集中在事件救援、正面经典人物、谣言辟谣等，而自媒体的媒介议程则倾向于关注事件问题、涉事人物和企业等（见图6）。总的来看，二者之间有差异，但关联重合度较高。

　　⑥ 该内容来自2021年7月19日至7月29日的微博热门内容搜索，搜索词为“郑州暴雨”“地铁五号线”“捐款”和“救援”，根据搜索到的不同热门内容做主流媒体与自媒体的议题划分。

　　自媒体时代的到来打破了传统主流媒体在议程设置中的霸主地位，在郑州暴雨灾害事件的相关网络议题中，存在很多由自媒体影响主流媒体议程设置，甚至倒逼主流媒体议程设置的事件。郑州暴雨过后，几张人们在地铁口悼念现场身着雨衣、骑着二八老式自行车的照片及相关评论在网络引发热议，该照片最早于2021年6月26日由自媒体博主在微博上进行传播，如@曾京南_974_695、@wenbo0473等等，部分主流媒体也对其进行了简单的描述性报道，不少自媒体却因照片中人物装扮开始猜测其实际身份，甚至怀疑其目的不纯。随后红星新闻针对此类猜测发布了相关详细报道，但是该滞后报道并未消除以“子午侠士”为代表的自媒体的猜测，甚至关于红星新闻的过往相关负面新闻也被“庚子年觉醒”等自媒体当作恶意猜测的依据。在郑州暴雨事件中类似的事件有很多，如“网红偷窃救援船”“明星企业捐款”等事件都是由自媒体率先设置议程，并影响改变着主流媒体的议程。

　　从19世纪新闻价值理论诞生至今，新闻价值始终没稳定的概念标准，但它却决定着新闻的开始和结束[28]。以往新闻价值主要由真实性和客观性来定义，而新媒体技术更新不仅推动着新闻生产机制的变迁，也改变着新闻报道的价值取向。在郑州暴雨事件中，通过对主流媒体微信公众号的文章分析，发现其报道主要以灾情通知和典型榜样为主题进行新闻框架的建构，在典型榜样主题上倾向于选择平凡的小人物为报道对象，运用非虚构的写作方法来进行报道。例如，河南日报的《孩子，超人不一定有披风》（见图7）和大象融媒的《致敬平凡英雄！那些看不到的含泪瞬间！》等文章（见表1），都是透过救灾人员平凡而伟大的事迹来报道当地的灾情。在语言表述上倾向于运用“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等感性语言，以此来引起受众的共情，同时标题也习惯引用报道人物的原话或采用富含情感色彩的语句。

　　⑦ 新闻报道选取各主流媒体的微信公众号在郑州暴雨时期关于救灾人员的文章。

　　新闻价值的产生与形成受各种外在因素的影响，会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每一种传播技术的创新所带来的不仅是传播方式的变化，更会引起新闻价值的变化[29]。互联网的加快速度进行发展改变了传统媒体的传播方式，促进了社会化媒体的兴起，也在重构当下的新闻价值。社会化媒体的用户参与机制使得新闻的选取变得更民主化，网民不但可以在社会化媒体上发布自己的原创新闻，同时也能够最终靠点赞、转发和评论获取新闻价值的部分定义权。网民倾向于选择时效性强和情感性浓的新闻价值。这种社交性的量化反馈，又会影响主流媒体对新闻价值的取向[30]，促使主流媒体在新闻报道中凸显新闻的时效性和情感性。这种新闻价值取向的改变会带来一系列的新闻生产问题，如虚假新闻和新闻反转等，原本由主流媒体选择的新闻价值取向的报道，被拆成了多个新的新闻价值取向下的碎片化新闻。在郑州暴雨事件中，由捐款所引发的一系列舆论事件报道，如“诈捐的孩子王”事件和“鸿星尔克捐款”事件等，其报道都在影响甚至淹没灾害救援的关键信息。这些由新闻价值取向而引发的反转新闻在加剧网络舆论失焦的同时，也在进一步影响着媒体的公信力，并推动着新闻生产秩序的变革。

　　中国几乎在同一时间内面临风险社会、媒介化社会、社会转型三重社会过程[31]，三者交互影响使得矛盾冲突尤为复杂，突发性公共事件频发。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传播环境下，由突发性公共事件所引发的网络舆论生态复杂多变，给当前中国网络舆论的引导和治理带来了诸多挑战。本文对于突发性公共事件中网络舆论失焦的分析，旨在为突发性公共事件的媒介治理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突发性公共事件中的网络舆论失焦是网络舆论情况的新常态，作为次生舆情的网络舆论失焦现象，除了具备网络舆论的广泛性、多元性和互动性等特点外，其主要特征还包括强烈的情绪化、污名化，以及伴随短视频的兴起而出现的灾难美学中的可见性表演。通过研究分析郑州暴雨事件中的网络舆论情况能得出，网络舆论失焦现象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可运用引爆点理论进行剖析。从附着力因素来看，突发性公共事件中的网络舆论内容纷繁复杂，受众的注意力较为分散，注定只有极少数议题能够进入公众视野，发散传播。突发性公共事件所引发的网络舆论事件本身的感染力往往可提升其传播力，舆论事件自身的议题特征、建构策略和情感倾向等属性共同作用，导致了舆论失焦现象的发生。从个别人物因素来看，互联网的发展使得人人都成为传播者，突发性公共事件中的当事者或网络意见领袖等往往容易成为网络舆论演化过程中的拐点。[32]这些关键人物作为社会化媒体关系网络中复杂的群体，其自身的话题性助长了网络舆论失焦，如郑州暴雨事件中影响较大的地铁五号线事故中罹难者沙涛的妻子，以及雨衣爸爸事件中的自媒体“子午侠士”等。从环境影响来看，突发性公共事件中的网络舆论失焦现象与外部环境的变化也紧密相连。任何一个网络舆论事件的出现都有着深层次的社会情境和社会心理原因，一旦旧的关系场景被扰乱，就会导致事件快速激烈的演变。[21]

　　突发性公共事件中的网络舆论失焦是动态变迁的，是网络舆论信息生产、传播、互动的结果。互联网的发展改变了传统垄断式的媒介环境，开辟了普通民众获取以及公开发表意见的便捷渠道。突发性公共事件中的亲历者往往会成为该事件的第一发布者，由于其掌握信息的时新性，其所发布的信息通常能够影响网络舆论的走向，助推网络舆论失焦现象的发生。此外，突发事件的网络话语互动过程形成了强大的话语场，多方主体话语的互动与博弈共同牵动着网络舆论的发展走向。[33]在郑州暴雨事件中，主流媒体最初将灾害的原因定性为“千年一遇”的天灾，然而在由该议题所引发的网络舆论传播过程中，受众的讨论逐渐偏离了网络舆论的焦点，并重塑与事件相关的新议程。

　　突发性公共事件中的网络舆论失焦，不但会对主流媒体的公信力和舆论引导力带来挑战，还会造成事件焦点模糊，乃至网络暴力等。5G时代以短视频为代表的新媒体技术开启了新的社会互动方式，但短视频媒体的碎片化、视觉化信息制作逻辑和病毒式的传播方式，不断影响着后真相时代网络舆论的发展。[34]面对短视频媒体的网络舆论情况风险，未来的研究可尝试以舆论场为主体、以多元视觉化信息传播为结构的新型网络舆论形态研究，从而加强完善网络舆论情况事件的媒介治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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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三五”基金项目(20XW15)；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21&ZD316）；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XW20205）。

　　作者 曹珊，江西财经大学社会与人文学院讲师；朱培炎，江西财经大学社会与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